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单海涛：然后宋女士也明确知晓刘女士意图，也为此与她达成合意，为她办理相关事宜，所以说宋女士这个行为也是违反法律规定，违反公序良俗，最终合议庭三位法官一致意见，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是无效的。

西非统一商报目前，全国各地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季，如何才能进入心仪的高校读大学，成为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。这个时候，一些骗子开始粉墨登场，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，通过编造不实信息、虚假夸大宣传、制造报考焦虑等方式实施诈骗。北京法院近期就公布了几起高考招生录取诈骗典型案例。

北京三中院经审理认为，刘女士试图让未参加高考的孩子获取与统招生相同的在校学习、生活机会，该行为侵害了我国考试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。

没参加高考，家长花费30万元给孩子托关系想上北京名校，没想到折腾一圈后，孩子入读的竟是一个开设在大学校办工厂里的所谓“人才培养班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？
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魏晓田：在焦虑之下，杨某就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自称手眼通天，在高校、教育部门都有很强关系的万某，万某就承诺说即便分数不到，通过他的运作也能进入一本高校。
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魏晓田：以相关高校领导的口吻，承诺一年之后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插班转学，以领导的口吻向被害人考生家长，发送学校的预录取通知书。

安徽考生小杨的高考分数只是达到了当地的二本线，和她心仪的上海某一本大学的分数线还有很大差距，但她非常想去上海这所大学就读。

对于张某的说法，被害人窦某并没有轻易相信，而是去网上进行了查找核对，结果发现，张某所说的军队某副司令员确实有，解放军某军校校长的名字等信息也是正确的。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 宋磊：他说他认识某军队的领导，给他预留了一个指标，而且他要报考的这个空军某学院的校长，正好是该军队领导的部下。

刘女士的诉求很明确，就是让孩子“与统招生一起上课、生活”。宋某也满口承诺可以享受与全日制统招生一样的教学条件，甚至获得“文凭”，四年后还可以读研究生。并且还带刘女士和小陈去了北京这所重点大学参加考试并进行参观。但最后小陈接到的却是这所大学人才培养班的《入学通知书》，上课地点也不是在大学校园内。

所谓的高校预录取通知书压根就是伪造的。实际上，小杨心仪的那所大学确实有插班转学的申请机制，但对学生的成绩要求非常高，万某以此为由，再次不断以帮助小杨修改大学成绩，帮小杨发表论文等为名目向其家长要钱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万某向被害人杨某索要的钱款总数达80多万。

被告人张某和被害人窦某的相识并不寻常，他们一起在监狱服刑时认识。检察机关指控张某的犯罪事实是虚构有“内部指标”，帮助请托人窦某办理朋友的孩子进入某军校上大学，诈骗金额是20万元。

小陈还发现，这个培养班里的同学成绩都很差，有的甚至高中都没毕业，最后就直接退学了。刘女士认为，这与宋某所承诺的“与统招生一起上课、生活”的情况完全不同，为此，将宋某诉至法院，要求返还30万元费用。

万某自称，自己认识教育考试院和高校领导，有内部途径，能够通过调整投档率的方式，让小杨入学一本高校，还煞有介事地对小杨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了指导，在这过程中就以招待费、操作费等名目向考生家长索要50万元。录取结果出来后，小杨并没有被万某承诺的一本高校录取，而是被上海一所民办大学录取，事实上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本就低于小杨的考试成绩，属于正常招录。

家长和小杨对这个结果强烈不满，这时万某又抛出了新的诱饵，说是可以先入学这所民办大学，一年之后再通过他的操作，以插班生的名义进入小杨心仪的一本高校。为了赢取家长的信任，万某找了一个托儿演起了双簧。

2016年上海高考招生就已经将一本和二本合并为本科批次录取，但骗子仍然利用一本二本的概念来行骗。安徽一名考生家长就掉入了这样的陷阱。

小陈是北京一所高中国际班的学生，本想出国留学，却因为其他原因当年未能出去，也未参加国内高考。看着周围的同学都去读了大学，小陈很着急，他的母亲更着急，就想着能不能在国内一所名校就读。

孩子通过“内部指标”上军校的事最终当然没有办成。法院查明，被告人张某所谓认识某军队副司令员的事纯属编造，他骗取被害人窦某的20万元被用于还债，而这个债是他以同样谎言诈骗另外一个被害人所欠的钱。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 宋磊：当时被告人张某说，即使高考达不到录取分数线，也可以进入高校，也就是说他主要是想通过内部的预留指标，然后来达到录取的目的，并表示需要支付20万元的办事费用。